本森在《杰克逊民主的概念：纽约实例研究》一书中对年纽约州的选举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
他认为，决定选民选举行为的不是选民的职业或者经济地位，而是选民的种族－文化属性或者宗教属性。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制约选民投票选择的种族－文化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思想是：选民的投票选择与选民的种族－文化属性或宗教属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每个选民都生活在具有各自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接受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共同体的价值观及一些道德规范，共同的生活经历导致了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之中的人们的特殊的政治立场。美国的新政治史学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政治史学的主流，但新政治史学在正确地指出传统政治史学弊端的同时，忽视了其中合理的成分，具体说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新政治史学在正确地批判传统政治史局限于政治制度、政府组织和精英人物，将广大民众作为政治史的主体和政治发展动力的同时，忽视甚至无视这些传统研究对象的作用，自下而上的新政治史同样不能全面地解释复杂的政治现象。
第二，新政治史学在正确地清肃充斥在传统政治史学中的“西方中心”、“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道德说教的同时，不合实际地主张学者应超脱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社会道德问题，站在纯客观的学术中立立场上，从而忽视了史学家的个人价值和情感在史学中实际上是起着作用的。
第三，新政治史学正确地看到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一致性，在积极地引进和应用其他学科成果，丰富研究手段的同时，忽视了政治史作为人文学科的自身特点，患了严重的“跨学科消化不良症”。并且它侧重于结构性研究和横截面静态分析难以显现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的连续性和变化特点。
第四，新政治史在正确地拓宽传统政治史学研究范围的同时，模糊了政治史同社会史、劳工史、妇女史等领域的界限，失去了政治史的政治特点。有的学者警告，新政治史正处于成为社会史一个分支的危险之中，新政治史中没有了政治。美国当前的政治史研究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正在矫正新政治史学的一些缺陷。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与新政治史同时兴起的还有新社会史。史学界对新社会史的定义问题争论很多。有三种观点比较有影响。第一种定义是，新社会史是关于生活、闲暇的历史。这种定义最初是由屈威廉在《英国社会史》一书中提出来的。他不研究国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这样就把社会史与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区别开来，而社区、人口、家庭、婚姻、犯罪、监狱、各种职业集团等的社会活动与生活状况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第二种定义是指，社会史是关于全社会的历史，又称“社会整体的历史”。按照这种观点，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活动、阶级状况、文化领域都在新社会史的研究范围中，各种专门史只是研究社会的某一个方面。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中系统的阐述了这种整体社会史观。第三种定义为，社会史是关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这种观点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也就是“自下向上”看来研究历史。这种观点更多地代表了当代西方社会史的主流。
美国的新社会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在80年代达到了高潮，其后便受到了新潮流的挑战。它进一步拓展了史学视野，开创了一系列的新史学领域，如家庭史、人口流动史、人口史、种族史、抗议运动史、医学史、职业史等。下面我们将以它的一个专门分支－新妇女史－为例来一窥美国的新社会史。美国的新妇女史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研究领域。
之所以用“新”这字，是为了区别传统的妇女史研究，旧妇女史只是把历史上的著名的妇女添加到传统的史学之中，而新妇女史是要突破传统的以男性价值观为标准的史学框架，以新的视角来重新看待整个的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这个新领域的出现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首先，美国的妇女史研究是与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妇女史研究曾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
但是当时的妇女史并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其次，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了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以此为契机，美国兴起了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这次妇女解放运动比第一次更为迅猛，很多的女权主义者需要研究妇女的历史来为当时的斗争服务，因此，妇女史研究兴盛。再次，新妇女史的出现也是与当时的整个社会科学的总体趋势有关。在60年代，西方史学研究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社会史”日趋风行。
新社会史主张重视社会中普通人集团的行为和意识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为此，就不能不考虑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女性的活动、行为与意识。美国是新妇女史研究最为活跃的国家。年的妇女史讨论会标志着历来为史学家们所不一顾的妇女史开始进入专业史学研究领域。美国现在的许多大学建立了妇女研究中心。这几十年来，美国的妇女史出了大量的著作，下面具体看看新妇女史在妇女劳工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妇女劳工史是美国妇女史中最大的分支领域之一。著名的妇女劳工史学家们有达勒奈·克拉克·海因，琼·詹森，杰奎琳·琼斯，爱丽斯·凯斯勒·哈里斯等。妇女劳工史的研究是从清除概念开始的。当时的一些观点认为，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妇女劳工史的开端年代，因为那时的妇女是不工作的。妇女史学家们认为，这种错觉是由于白人和精英们的偏见造成的，她们把少数雇有奴仆、养尊处优的家庭主妇的生活作为典型来对待。
这一错觉还来自维多利亚时代妇女不能干重活的标准，是一种不把照顾小孩和做家务看做是明显的劳动形式所致。妇女史学家们证明说，美国妇女除了最阔的人外，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过着特权的生活，她们都需要工作。妇女史学家们认为，同时还要界定“工作”的含义。一旦“工作”被定义为是拿工资的劳动，那么妇女在家庭内的家务活、农场劳动、针线活、护理、做饭、养育孩子等，都不被看作是工作。因此，历史学家们必须要从事实出发，寻找出劳工的真正的分类。
对于美国的劳工组织工联，爱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做了研究。她指出，由于工联的许多职能很像是一个男人的俱乐部，一位女性的出现，就会使他们的成员感到别扭，使他们男人间的友谊疏远了。许多工联主义者还积极地试图把妇女赶出去，尽管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妇女为保护男性工人的利益反对给男性工人减工资出了不少力。历史学家莱斯丽·伍德科克·滕特勒认为盛行的观念－妇女的真正位置是在家里，而家里对妇女来说就意味着悠哉游哉，什么事情也不用做，这种观念对女工本身是有影响的。
她认为，女工对家的偏爱是因为她们被灌输进浪漫主义思想的缘故。美国的新妇女史对传统史学的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它的具体实证研究方面，而在于它的指导理论。它是与女权主义理论密切相连的，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指导妇女史的研究，同时用妇女史的研究来丰富女权主义的理论。当前，美国的新妇女史进一步发展为性别史、两性关系史，来考察历史上针对男女的一整套的规范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并且对男女两性的行为、心理和社会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史学研究的范围、史学的观念、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上都不断地在变化、在前进，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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