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绘本作家艾尔莎·贝斯蔻（ElsaBeskow-）编织的故事滋养了几代瑞典儿童，至今依然畅销。继奥蒂利亚·阿黛尔堡（OttiliaAdelborg,-）和詹妮·尼斯特罗姆（JennyNystrm,-）等前辈后，她在绘本舞台活跃了半个世纪，打下并巩固了瑞典绘本的基石。她的作品近年空降到中国，国内读者对其图文不再陌生。尽管如此，有必要把她的创作放在时空的坐标里察看，而不仅仅停留于一个表面印象。
瑞典童书的诞生
在18世纪中叶前的欧洲，儿童读物是儿童版宗教文本。随着启蒙运动开始、资产阶级队伍壮大、识字人口增多，世俗读物应运而生。《格列佛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的儿童版出现了。儿童杂志于18世纪60年代初问世。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浪漫主义时代，儿童从“小大人”成为天真无邪的小可爱。儿童读本中道德教育元素依然不少，但田园和幽默元素已大大增加。
同时，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打破了作坊和家庭相连的旧模式。在新模式里，父亲出外挣钱，作为主妇的母亲在家领一群孩子。男孩不再于家庭作坊里学徒。农人的孩子还没能像布尔乔亚家庭的孩子那样开始悠长的儿童期。农人社会里有性别角色分工，母亲挤牛奶、采果子，男孩先是和女孩一样帮母亲做一些女性化杂务，10岁左右帮父亲干活。
起初瑞典的童书主要从德国和英国引进。年代，出现了对瑞典文童书以及传达瑞典文化的童书的需求。正是年，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推出瑞典文版。年，瑞典出版了本土女画家詹妮·尼斯特罗姆的绘本《儿童房读物》，而在3年后，另一名瑞典女画家奥蒂利亚·阿黛堡的童谣绘本《孩子的圣诞书》问世。印刷技术改进，纸张价格下落，出版商的增多都促进了童书的发展。年，瑞典开始发行《圣诞杂志》。而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时期的英国木刻家、彩印师埃德蒙德·伊万斯，水彩画家和童书插画家凯特·格林纳威，插画家和绘本作家沃尔特·克雷恩，插画家兰道夫·卡尔德科特促成了绘本的推广。
瑞典女教育家爱伦·凯于年推出《儿童世纪》，希望即将到来的世纪能将儿童置于中心位置。她受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启发，认为每个孩子天生都有学习能力，没有坏孩子，只有以错误方式抚养的孩子。爱伦·凯的目标是培养有个性的独立的人，让他们自由表达对生活奥秘的看法。她倡导自由的活动和个人的发展。她反对成人威权下的教学，认为游戏有助于儿童灵魂的丰富、精神的激发和想象力的培育。
总之，这时的孩子们开始了嬉戏的童年。劳动阶级家庭如农庄和劳工的孩子还会干活，但总体上童工现象大大减少。而在布尔乔亚家庭里，母亲指导下的孩童教育初见成效。教育从要求孩子遵守成人建立的规范，转为体察和满足孩子的愿望。世纪之交，瑞典儿童文学开始踏上蓬勃发展之路。
回眸中的民族浪漫主义
在瑞典童书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还有民族浪漫主义。这一19世纪至20世纪初席卷欧洲的思想和美学运动，是民族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分支。19世纪堪称瑞典民族主义的世纪。国歌确立，前国王的雕像和纪念碑的建造规模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大。到20世纪初，文化的民族主义在瑞典生根。提高儿童教育中艺术和美学成分的国家计划开始实施，童书作为多功能的工具受到重视。它表现为向往大自然和乡村浪漫，在日益现代化的社会中寻求传统瑞典，提倡建设稳定的核心家庭，作为国家的基石。
世纪之交的瑞典在工业上取得了发展，作为对现代化社会的抵制，田园浪漫理想在增长，一些人怀念纯正而未受破坏的瑞典式简单生活。这一理想虽以对现代化进程批判的面目出现，却有别于原始主义，不反对人类对自然的适当改造。家和家庭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概念，其象征价值与民族浪漫主义紧密相关。家庭被视为国家最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稳定家庭”成为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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